文|张智辉
《东坡志林》里记载着一则苏轼爬松风亭的旧事：他与友人登山，“足力疲乏，思欲就亭止息”。良久，忽曰：“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？”话音未落，“如挂钩之鱼，忽得解脱。”
“何妨吟啸且徐行”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“脱钩”后的东坡凭着以天地为庐的旷达与圆融，在命运的反复抛掷中，反而找到了人生的大追求。乌台诗案几乎断送了他的性命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的贬途，一程比一程荒僻。但他从不用死脑筋去撞命运的墙，反倒学会了转弯，在黄州东坡种地，在惠州江头品尝美食，在儋州茅舍讲经。他放得下翰林的锦绣，也耐得住生活的粗粝，从不与失意较劲，只与清风明月、麦饭蔬食和解。那些砸向他的苦难，终究成了酿造他诗酒的原料，让他在波折里活出了千般滋味。
当下便好，何必登顶，东坡在“转角”处觅得新景。与之相比，王阳明更是惊世骇俗。他曾两次参加会试落第，同辈多因失意而颓唐，他却道“世以不得第为耻，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”，成为科举场中的“另类”。他将耻辱的标准从外在的功名结果，转向内在的心态是否被外物扰动。在他看来，科举落第只是事之不遂，但若因此患得患失、动摇心志，则是对心之本体的背叛，这才是真正的耻。
王阳明倾其一生，“立志为圣贤”，超越了世俗的羁绊和桎梏，在龙场驿、南赣平叛、巡抚两广等经历中，将心学思想融入实践，最终达成“三不朽”。
青年才子唐伯虎以乡试第一的姿态进京会试，却因牵连贿赂考官案锒铛入狱。这场无妄之灾不仅摧毁了他的仕途，更让他沦为士林笑柄。出狱后，他在《与文徵明书》中悲叹：“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，握拳张胆，若赴仇敌。”曾经的“江南第一才子”，从此只能在《落花诗》中借"刹那断送十分春"的落花，隐喻自己被命运劫掠的人生。
但他没困在“怀才不遇”的怨怼里，反倒挥别了对官场的执念，在桃花坞里种满诗意。他画仕女眼波流转，画山水烟霞氤氲，把满心不平都泼洒在宣纸上。那些命运不公的苦与痛，终成了他笔墨里的灵动，让他从科举失意者，活成了诗、书、画三绝的“五百年来一才子”。
“删繁就简三秋树，领异标新二月花。”郑板桥跻身仕途，历经二十年沉浮，却在任潍县县令时，因开仓赈灾得罪权贵，被诬告贪腐而罢官。
从县令到布衣，旁人替他惋惜，他却笑着卷起行囊，一头扎进扬州的市井里。他挥别了官场的束缚，把笔墨对准竹石兰草，竹子的劲节、石头的憨直，都是他不肯折腰的性情。他不再纠结于无奈和得失，反倒在卖画为生的日子里，以“难得糊涂”的通透，成了“扬州八怪”里最亮眼的一抹色彩，让那些排挤他的不公，化为成就他独特风骨的基石。
人生如行山，有人执着于登顶望尽天涯，却在陡坡处跌倒；有人在转角处稍作停留，忽见溪泉映月，松风入怀。上述这些大咖们，都曾遭遇命运的陡坡，却在转身的刹那，于不同的风景里，以不同凡响的人间清醒，活成各自的人间风景。他们的豁达里藏着倔强，通透中裹着伤痕，在不甘沉沦的底色上，晕染出中国文人最动人的生命纹路。
他们的人生，从来不是登顶的辉煌，而是行路的踏实。苏轼没做成贤相，却成了“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”的大家；唐伯虎没中状元，却在桃花坞里活成真性情的“仙人”；郑板桥没当名臣，却用竹石刻下了文人的风骨。
人生的风景，未必在必须到达的高处，而在愿意停留的当下，亭下的清风，花间的醉眠，画案上的竹影，都是转身时撞见的惊喜。
就像苏轼在《记承天寺夜游》里所写：“何夜无月？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”所谓“闲人”，不是无所事事的慵懒，而是在忙碌的世俗里，肯为“月色竹柏”驻足的从容。他们都是这样的“闲人”，在命运的岔路口，没有执着于看似该走的路，而是俯身捧起月光于掌心。
（作者为济南市作协会员、济南诗词协会会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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