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月6日，施普林格·自然集团在北京成立全球第7个学术顾问委员会。赴京参加首届会议前，国际顶尖学术期刊《自然》总编辑、《自然》系列期刊首席编辑顾问玛格达莱娜·斯基珀在上海办公室接受了文汇报记者独家专访。
作为全球顶尖学术期刊掌门人，斯基珀为中国科研从“合作驱动”向“自主引领”的跨越式发展点赞，对上海“不满足已有成绩的持续创新”印象深刻。她认为，多样化与国际合作是科研生态繁荣的两大支柱。面对人工智能向科研领域的渗透，她提醒要始终牢记“AI只是工具”，对科研负责的只能是人。
中国科研走向成熟，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
自2021年起，施普林格·自然在全球先后设立6个学术顾问委员会，分别在美国、欧洲、日本、非洲、拉丁美洲和韩国。斯基珀说，这反映了施普林格·自然与科研界保持紧密联系的愿望，“我们早就想在中国设立学术顾问委员会，因为中国科研实力蒸蒸日上，科研产出的质量和数量都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增长”。
近年来，中国学者在《自然》上的高频亮相有目共睹。20年前，斯基珀还是《自然》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编辑时，就目睹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惊人发展速度。她说，得益于稳定而持续的投入，中国科研正走向“成熟”，由过去的国际合作驱动走向本土自主发展，科研项目更具雄心，创新成果的全球影响力和显示度与日俱增。例如，在新兴的可持续发展领域，中国研究者在“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”的落地应用上处于领先地位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案。
“显然，中国科研将继续快速发展，并不断壮大。”斯基珀表示，此次中国学术顾问委员会的成立将为研究人员、科研机构、科研资助者及政策制定者搭建一个深度互动的交流平台。由此，施普林格·自然可以更好理解中国未来的科研发展和需求，同时也分享来自出版机构和编辑的专业观点和国际视角。
世界面临格局之变，科研合作重要性凸显
如同自然生态系统，无论是科研，还是学术出版，多样性是其业态健康的基石。同时，跨学科、跨领域，乃至跨国界的交流与合作至关重要。
“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一项社会性事业，合作能使其更加蓬勃发展。”斯基珀坦言，世界面临的格局之变，使科研合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。尤其是，当前对科学的信任已成为一个全球问题，而这需要全球科学界共同应对。她期待开展更多包容、平等的国际合作，不只局限于北半球的“以东西方为中心”，也要纳入全球南方。在她看来，营造一个更加开放的合作环境，让数据和信息顺畅流动，是科研的生命力所在。
作为《自然》史上首位女掌门，斯基珀自2018年上任以来不止一次来到中国、到访上海。她欣喜地看到上海支持科研发展的“多元平衡”优势：既有实力雄厚的高校深耕基础研究，也有出色的应用研究中心推动成果落地。她特别提到成立仅一年多的上海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，作为一家民非组织，它的独特机制为上海的基础研究注入新动能。
“科研需要全球化，但其真正的实力之源仍在本地人才与机遇。”斯基珀希望上海始终保持这样的多元与平衡，施普林格·自然将继续与上海以及中国更多城市的科研群体深化合作。
AI始终是工具，对科研负责的只能是人
AI for Science是近年科研领域的热门话题，施普林格·自然也已推出90多项AI工具，深度融入科学出版流程。
但斯基珀对AI的看法，始终锚定其“工具属性”。她承认，AI已能辅助完善研究假设、验证猜想、筛选分析，还可生成合成数据用于模型训练，甚至帮助总结研究结论、规划后续方向；在学术出版中，AI也能为非英语母语研究者优化论文表达，或辅助整理文本。
“AI要参与其中，但人应处于核心位置。”这是斯基珀强调的原则——AI的价值在于提升效率、降低操作难度，但不能替代人类的判断与思考，决策权与自主权必须始终掌握在人类手中。
斯基珀提到，早在3年前ChatGPT等生成式AI工具开放使用时，《自然》便出台规定：允许研究者使用AI辅助科研与论文撰写，但不许将AI列为论文作者。“原因很简单，AI无法承担科研责任。”她解释，研究者发表成果时，需对研究行为、内容真实性、学术伦理负全责，而AI不具备自主意识与责任能力，不能成为责任主体。
在实际应用中，《自然》采取了“包容审慎”的态度。比如，AI可用于优化语言表达、整理实验数据，但如果AI参与了核心研究设计或结论推导，研究者必须在论文中明确披露，确保过程透明。
被拒稿只是不适合，但仍然是一项好研究
身为《自然》总编辑，斯基珀坦言，每当遇到青年科学家，她最常被问及的是“如何能在《自然》上发表论文”。
“《自然》选稿的核心标准是成果的卓越性和影响力。”斯基珀解释说，这意味着要能为人类知识体系作出重大贡献，并具有超越本学科的广泛影响力，比如能为其他学科、政策制定或成果应用提供启示。但《自然》作为一本多学科期刊，并非所有论文都是同一种模式，比如《自然》也会发表一些解决方案很“绝妙”的文章。说到底，每篇论文都是一个“故事”，即便它是科学领域内的“科学故事”，也必须是一个有趣、有价值且引人入胜的故事。
斯基珀特别强调，大多数被《自然》拒稿的论文只是“不适合《自然》”，但“仍然是一项很好的研究”。她希望更多中国学者能理性看待拒稿，尤其是理解其背后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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